在古代泰国的政治体系中,有两种较为独特且重要的社会关系制度,它们分别是亲属关系和依附制度。 这两种制度在素可泰王朝和阿瑜陀耶王朝的政治演变中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并在曼谷王朝时期达到了极盛的巅峰。
亲属关系这一概念可以细分为三大类:血亲、姻亲以及旁系亲属。前两类属于直系亲属,而旁系亲属则相对较远。血亲和姻亲的关系在泰国社会中一直是最为显著的亲属关系,特别是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背景下,贵族们拥有多个妻妾,而妻妾所生的子嗣都被视为直系亲属。然而,在继承权方面,正妻所生的子女通常比其他妾室所生的子女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是嫡系子嗣,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上的特权。
至于姻亲关系,这就是通过婚姻建立的关系,它意味着两个家庭通过联姻而产生的亲缘联系。除此之外,泰国社会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亲属关系形式,即旁系亲属。简单而言,古代泰国的社会关系网络由血缘、婚姻及朋友的纽带共同构成。
展开剩余80%在素可泰王朝时期,蓝摩甘亨王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将自己的王子和王族成员分派到各个省份,让他们统治这些地方,并赋予他们封建领主的身份。这些封建领主不仅代表国王行使对本地臣民的治理权,还需承担对国王的责任,如征收赋税、调动兵员,甚至参与王宫的妃子选拔。尽管这种制度在素可泰王朝取得了某种初步成效,但由于其不够完善,最终成为导致素可泰王朝灭亡的间接原因之一。
进入阿瑜陀耶王朝后,国王引入了“萨迪纳制”,这一制度赋予了王室亲属不同的爵位和职位,让他们获得国王的权力与保护,同时也需履行义务,如定期向国王进贡。这种方式强化了上下级亲属之间的关系,也加强了王室的控制力。与此同时,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大量中国华侨开始进入泰国,他们通过与泰国王公贵族的联姻,建立了广泛的亲属关系。比如,拉玛一世的父亲与一位华人女性结婚,之后这位女性的家庭迅速崛起,成为了贵族阶层的一部分。这表明到了阿瑜陀耶王朝,亲属关系的渗透已逐渐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随着时间进入曼谷王朝时期,亲属关系的作用和影响达到顶峰。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拉玛一世任命了许多亲信担任政府高层职位,这些人除了要忠诚于国王,还需要承担大量的政治责任。比如,拉玛一世的两位得力助手分别是他的兄弟和侄子;他还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为自己28位妻妾所生的42个王子进行册封。正宫皇后所生的10个王子获得了“昭法”的爵位,而其他妃子所生的王子则被授予“帕翁昭”的爵位。各王子根据其爵位的高低,分别担任不同的职务。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如财政部和军务部,通常由亲王来担任,而地方一些低级的行政职位则由王室成员或亲朋好友担任。通过这种封建式的分封制度,国王有效地掌控了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大权。
不仅国王的亲属,王后的亲属同样受到重用。拉玛一世的朋友汶纳,年轻时妻子去世,后来迎娶了拉玛一世王后的姐姐,因而得到了王室的青睐,他的社会地位显著提升。汶纳的家族在王室的帮助下迅速崛起,后来的18个女儿中,有5位嫁入王室,成为王妃;另有两人担任王宫高职。这样,汶纳家族与拉玛一世家族的姻亲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在古代泰国政治中,亲属关系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上层建筑。这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还深刻地与经济因素相关。尤其在泰国封建领主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亲属关系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了泰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阿瑜陀耶王朝的“萨迪纳制”下,土地的分配往往依据亲属关系和爵位的高低进行,使得这一制度对贵族和王室的控制更加牢固。然而,亲属关系的发展在拉玛三世晚期面临困境,西方殖民者的入侵加剧了这一变化,导致拉玛四世和五世进行一系列改革,逐步削弱了亲属关系对政治的影响。
与亲属关系并行的依附制度也是古代泰国政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依赖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不同,依附制度基于朝贡和服务。古代泰国社会等级森严,社会中的低层人物若想获得保护和优待,必须定期向上层人物进贡或提供服务。若这种保护关系不成立,低层人士可以停止贡品与服务,从而打破依附关系。
比如,在萨迪纳制度下,国王将大块土地授予官员,官员获得封地后,需向国王献上贡品,如鲜花或蜡烛,进而成为国王的依附者。除了国王与其依附者之间的关系外,还有一种更为灵活的依附形式,即“非正式依附制度”。这种依附制度包括三类:首先是国王与其依附者,后者为了获得保护和庇护,必须向国王提供贡品或献出美丽的女儿;其次是王子与下级贵族之间的关系,贵族为获得王子的庇护,往往赠送妻妾或宝贵的礼品;最后,是社会底层与统治阶级之间的依附关系,在无法得到保护时,他们可以选择依附于更高阶层。
到了1826年,泰国王室逐渐放松了对税收的控制,实施了包税制度。包税制度的推广促使一些私人开始承包税务收集,这种情况下,税主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会提高征税标准,导致更多平民无力承担,进而沦为富裕贵族或官员的依附者。由于这种非正式依附关系的出现,社会中的依附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并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
然而,与亲属关系类似,依附制度也在拉玛三世后期遭遇了衰退,逐步被社会淘汰。到了拉玛五世时期,亲属关系和依附制度已经不再是主流,尽管它们在泰国的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时至今日,虽然这些制度已不再存在,但它们所留下的社会遗迹,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于现代泰国的社会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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